吴良镛：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。曾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和建筑教育与评论奖。1999年6月UIA第二十届建筑师大会期间，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与艺术勋章；9月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了中法文化周，奥尔良市当代艺术地区基金会中心收藏了其设计的两个建筑的模型——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园。
深秋时节，我访问了家住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。已是傍晚，院子静静的，爬着墨绿的藤和灌木。吴教授从二楼书房走进客厅，灯光昏暗，我起身问好时，仍然可以看见这位著名学者脸上的淡淡的倦容。
“下一个世纪随着技术和诸多因素的发展和变化，建筑发展的不确定的因素增多了，是否未来会是不可知的、令人迷惘的？”我匆忙地进入话题。
吴教授坐在对面，略一沉吟，说：“中国的建筑要发展，而且是大发展。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变革的时代，我是相信我的这个预先的判断的。”他的声音是缓慢的，带着口音。“我们已经一百年没有大规模盖房了。建国之初火热的50年代没有，一百年来几乎也没有。但现在，12亿人口的中国，就象一个大工地，到处都在盖房子。而且，我们不仅仅是在盖房子，简直就是在盖城市。”
“盖城市？”听到这个提法时，我有稍许的惊讶。
“是的，盖城市。在未来的世纪里，我国城市居民的数量将首次超过农村居民，进入名副其实的城市时代。”吴良镛在他广受关注的新著《世纪之交的凝思：建筑学的未来》中曾讲述过这个观点。吴教授认为，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化的趋势，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5－30％时，城市就处在发展的加速时期。城市化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，但确实也存在着重重问题：交通堵塞，居住质量低劣，地下水被污染等等，不一而足。“很多人住得不好！虽然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花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，但有的钱花得也不是地方，大部分浪费掉了……这都是让人心痛的。”这位睿智的长者的语气中隐有抱怨。这是一个建筑师在面对危机时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忧患意识。
“为什么说建筑师不仅仅是在盖房子，而是在盖城市？”我再一次寻求确切的解释。吴良镛说：“这是因为城市化对建筑的要求是广泛的，不仅仅是房子的设计，更重要的是城市的规划和良性发展。自然环境要保护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”他最强调的是人文环境的重要性，认为应当把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作为21世纪建筑学发展的一条原则。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康、安全，让人在精神上得到愉悦的城市。人们在这里理应得到一种人文的关怀。”吴教授继续说：“从经济实力雄厚的西方国家，产生出一种‘强势’文化，比如小汽车、高层建筑、郊区独立住宅等，在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发展规划中造成错觉，以为这就是现代化。事实上，这仅仅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表象，而并非现代化社会文化的全部象征。不仅不能用一种模式解决全世界的建筑问题，不能认为仅通过单纯的技术就能解决复杂的人类居住问题，而且，甚至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在寻求更为自然的建筑和城市模式。我们要做的是，整理、发掘本土文化的精髓，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，并加以整和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创造自己有特色的建筑，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。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写《北京宪章》，就是要从第三世界的观点出发，用东方哲学去解决这个问题——如何处理国际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，如何对待自己的遗产和文化传统。”
谈到这里，吴教授似乎有很多的意见需要表达。“历史文化的积淀，留存于城市、建筑中，融汇在人们的生活里，对房屋的建造、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，是城市和建筑之魂。许多西方的建筑大师们都已经开始在新建城市之时，注意保留历史的见证，尽力做到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建筑的结合。柏林的重建就是很好的例子。”
约定的一小时时间不知不觉就用完了。似乎还沉浸在他讲述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理想的意境中，我却不得不告辞了。半小时后，他还要和学生讨论一些问题。我知道，他很忙，因为现代城市的脚步声已经匆匆而来。
“人，诗意地栖居。”在暮色中我想起荷尔德林的诗句，用来描述我们憧憬的城市的未来，其实最合适不过。
